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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龙源工艺与王泽林》——童年记事（四）<上>
日月星辰流转。转眼到了1947年10月，中共中央颁布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。12月18日，遵化县委专门召开土地会议，部署实施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。12月26日县委发出《告农民书》，提出平分土地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。至此，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开始了。全县各地相继成立了农会和土改工作队，组织斗争地主富农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，从优分配给贫雇农。
家大业大成为一大不幸。土改划线时，王百禄的家庭成分被划定为富农，家产全部没收。大宅院有40多间房屋，都分给了贫下中农。土改工作队还按照庄里人对革命贡献大小和贫穷程度，把王家值钱的东西，诸如家具、钟表、衣物、车马骡等全都集中到一块儿，逐一分掉。远离村庄靠近田地边的茅草房，成为王家人的栖身之地，这是夏天种田人防止牲畜或鸟雀糟蹋粮食而建的临时住所，面积有40多平方米，除了土炕、炕桌、席子等简单家什与几条被褥外，别无他物。富农成分让王家人只能面对现实，接受这样的待遇。在分配王家的房产和财物的日子里，本家叔叔王百儒把王泽林看管起来了，不让出门，怕他受到惊吓。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，全部家产都被分掉，这对王百禄一家人来说，是个沉重的打击，但是王百禄很快就从沮丧的心绪中镇定下来。社会变革对家庭的冲击似乎并没有给他内心带来长久的伤痛，他甚至很看得开。他想：经历过战乱的国家能够实现和平比啥都强。世事变迁，个人的命运已经身不由己，人能平安地活着就好。他甚至很理解共产党的土改政策，也积极支持配合土改运动。他明白一个老道理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家业靠人的勤劳来挣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未来的形势究竟如何发展？他无法预料，但他相信，能够赶走日本鬼子，推翻蒋家王朝，革故鼎新的共产党一定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。他赞同共产党，常常从积极方面理解其主张，况且长子王泽民参加革命，更是他王家的自豪和骄傲。1946年，王百禄把王泽民送到华北军校学习，参加解放南昌战役，后来随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。1952年，王泽民复员被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李荫田安排到遵化县教育系统工作。王百禄自信自己在庄里慷慨仗义，又乐善好施的好人缘。这方面乡亲们有目共睹。他想，人人心里都有杆秤，能明白事理，理解他是庄里的大善人。形势的发展也确实如王百禄的判断，乡亲们仍然对王家人充满善意，对王家的境遇表示同情。有的农会干部和乡亲用白布袋子，装满小米或高粱米，趁天黑悄悄溜进王家，二话不说，撂下粮食就走。或许在送粮乡亲们看来，王家成分不好，可做人没得挑，而且在一个村共同生活几代了，应给予同情帮助。父亲深受感动，告诉王泽林一定要记住送粮人的名字，危难时刻见真心，日后要知恩图报。他至今保留着父亲当年的记事本，本子颜色已经泛黄，上面依稀能看清送粮乡亲的名字：郑春元、何明生、王百儒等等。如何看待这场席卷全国的土改运动以及划分阶级成分？几十年后的王泽林把他剪下珍藏的一份报纸展示出来，这是在2008年报纸《南方周末》某期一位学者发表的观点：土改看起来是土地改革，而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。人心变了，人与土地、财产、权利的关系才会变。细究起来，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“土地还家”，因为“还家”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“合作化”了。土改真正的大事是“划阶级成分”，简单说来，就是依据土地占有、是否劳动、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，将生活在农村的人，划分为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、雇农等不同阶级。虽然有三大标准，但由于执行者对划分阶级的标准概念模糊，有些地方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，又受过左情绪影响，落实起来十分混乱。如在经济上的标准，有单按地亩多少、生活好差、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，因生活比较优裕的户也作为地富看待。划分阶级成分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。这一观点，引起了王泽林思想的强烈共鸣。岁月沧桑，百感交集。可是当年幼小的王泽林想不到，在以后的岁月中，伴随着政治运动的一浪高过一浪，人们对王家的态度也开始转变。富农的帽子逐渐成为一种日积月累的精神迫害与重压，不仅给父母家庭带来伤害，而且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与命运发展。过年在幼小的王泽林记忆中是最开心的事情，1952年的春节却是不寻常的。王家已经没有了大宅院，全家人搬进了土房，曾经的奢华不复存在，可王百禄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。除夕这天，王泽林听说天津舅舅的儿子马纬清要来，心里特别高兴。马纬清是自己的表兄，一定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很多好的礼物。舅舅马万峰在天津开了家生猪转运站，批发贩运猪肉，生意一直很好。除夕夜里，家门口挂起了大红灯笼，一家人都在等待着马纬清的到来。按照老规矩，子夜时辰不到，远方的亲人没有归来，家里人谁也不能动筷子。终于，马纬清赶在子夜前到了，一家人欢天喜地。他从天津给王家带来了碧螺春茶叶和唐山最好的桃酥点心。
